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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2月6日，美國糾集英日等九國在華盛頓簽署《九國公約》，對中國從“互競侵略”轉為“協同侵略”。同年四五月間，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西南軍閥持續內斗，國家四分五裂，社會動蕩加劇。

半年前中共一大主張無產階級單獨革命，但1922年工人運動屢遭鎮壓，使中共認識到：僅靠弱小的工人階級無法推翻帝國主義和軍閥。1922年6月，中共中央發表《對于時局的主張》，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戰線”。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系統、深刻地揭露了軍閥政治與資本帝國主義是“加給中國人民最大痛苦”的兩大禍害。首次提出最低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將“打倒軍閥”與“推翻帝國主義”作為當時最低目標。

然而，此時中共黨員只有195人，要實現反帝反封建的目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為此，中共二大《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指出：“聯合全國革新黨派”，包括“較大的一個革命黨”國民黨。

這時的共產黨很弱小，孫中山愿意合作嗎？自1917年起，孫中山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均因依賴地方軍閥而失敗。1922年6月16日，孫中山最信任的部下陳炯明發動兵變，炮轟總統府，迫使孫中山避難永豐艦。

陳炯明叛變時，無事可做的蔣介石在浙江奉化老家。得知消息后，他立即啟程，經上海輾轉南下，于6月25日抵達廣州白鵝潭水域，登上永豐艦。十年前的1912年初，經陳其美引薦，蔣介石結識孫中山。1916年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后，蔣介石直接追隨孫中山，試圖繼承陳其美在孫中山心中的地位。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開展護法運動，蔣介石應召任大元帥府參軍，職位不高，但有機會接觸孫中山。1920年至1922年，蔣介石在陳炯明部任粵軍第二支隊司令。因蔣介石性格剛愎，屢次與上司許崇智及陳炯明發生沖突。1922年4月，因與陳炯明矛盾激化而辭職，回浙江奉化老家。

此次永豐艦救駕，使蔣介石從一名中層軍事幕僚（已離職）一躍成為孫中山最信任的軍事助手。1922年8月孫中山脫險抵滬后，即任命蔣介石為“東路討賊軍參謀長”，為其日后執掌國民黨軍權奠定了決定性基礎。

陳炯明叛亂，孫中山痛感“吾黨之失敗，在于無組織、無群眾、無武裝”。必須尋找新的力量和外援。與此同時，孫中山向美、英、日等列強求助均遭冷遇。列強只承認北洋政府，視南方革命勢力為“亂黨”。在此背景下，孫中山開始關注十月革命后的蘇俄。

早在1921年12月，經李大釗引薦，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桂林與孫中山首次會面。兩人連續會談三天，馬林建議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建立革命軍隊、聯合工農群眾。孫中山對“共產黨”存有疑慮，稱“你們的方法太激進”，但表示愿意保持聯系。

1922年4月，馬林再訪廣州，進一步勸說孫中山接受蘇俄援助。孫中山仍在謹慎遲疑中。轉折點出現在1922年8月陳炯明叛變之后。流亡上海的孫中山對馬林坦言：“現在我深信，只有蘇俄能助我完成革命。”這標志著孫中山從觀望轉向主動尋求合作。

1923年1月，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越飛秘密抵達上海，與孫中山舉行六輪閉門會談。雙方于1月26日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這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的關鍵外交文件?！缎浴分饕獌热莅ǎ禾K俄承認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蘇俄承諾放棄在華特權（如租界、領事裁判權），但暫不撤僑；孫中山聲明：“共產主義制度乃至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國”；雙方同意“共同工作以實現中國統一與完全獨立”。

值得注意的是，《宣言》未提及中國共產黨，也未涉及國共合作的具體形式。此時，孫中山仍希望僅與蘇俄建立國家層面的合作，而非與中共結盟。

1923年3月，蘇俄派遣資深革命家鮑羅廷作為政治顧問抵達廣州。他的任務是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并促成國共合作。鮑羅廷向孫中山強調：國民黨組織渙散、缺乏群眾基礎，必須吸收“新血液”，即青年學生和共產黨人。起初，孫中山顧慮重重，擔心中共“借機奪權”。但在多重因素推動下，他逐步轉變態度。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談判過程，實質是孫中山在革命絕境中選擇蘇俄為外援，并在共產國際與中共配合下，逐步接受“容共”策略的政治決策歷程。孫中山始終掌握主導權，將中共視為可資利用的革命力量；而中共則以“借殼發展”策略，首次大規模進入全國政治舞臺。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根據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向中共中央正式提議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1922年8月，共產國際確認此方針。隨后在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是否接受共產國際建議。陳獨秀、蔡和森等多數人反對，擔心喪失黨的獨立性；馬林力主合作；會議最終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毛澤東雖未參加西湖會議，但作為中央委員和湘區負責人，迅速行動。據李維漢回憶：“1922年秋，潤之同志對我們說：‘中央有令，我們要準備加入國民黨。不是去當尾巴，是去充實其內容，改造其方向。’”

1922年末，毛澤東派何叔衡、夏曦秘密聯絡國民黨元老覃振（時任孫中山大本營參議、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覃振系湖南桃源人，素有革新思想，支持聯俄聯共。經多次商談，覃振同意介紹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并協助重建湖南國民黨組織。

毛澤東在湘區委會議上強調：“國民黨在湖南只剩一塊招牌，我們要鉆進這個空殼，把它變成革命的武器。”

1923年1月，經中共中央同意，在覃振介紹下，毛澤東、何叔衡、夏曦、李維漢、郭亮、易禮容、陳子博等十余名中共黨員，在長沙清水塘中共湘區委員會機關（毛澤東住所）正式填寫國民黨入黨登記表，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3年2月，國民黨湖南臨時省黨部在長沙又一村秘密成立，名義上隸屬廣州國民黨中央，實際由中共湘區委完全主導。李維漢回憶：“臨時省黨部的一切工作，均由湘區委決定。潤之同志說：‘我們不是去當國民黨的官，是去當革命的火種。’”1923年4月，國民黨湖南臨時省黨部創辦機關刊物《新時代》月刊，實為中共湘區委輿論陣地，由李維漢、易禮容主編。創刊號提出：“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國！”

在毛澤東統籌下，國民黨臨時省黨部公開組織多項反帝反軍閥活動：1923年3月，發起“湖南外交后援會”，聲援全國反對日本續租旅順、大連；5月，領導長沙學生紀念“五七國恥”，舉行萬人游行；工會、學聯、教師聯合會均以“國民黨湖南臨時省黨部指導”名義開展活動。

毛澤東在內部會議上強調：“組織上加入，政治上獨立。洋老板不倒，中國工人永無出頭之日——這話我們在國民黨里也要講！”至1923年夏，湖南已成為全國唯一由共產黨人實際掌控省級國民黨黨部的省份。這一實踐早于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通過“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決議，更早于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

毛澤東后來在延安抗大講話時說：“我們在湖南搞國共合作，不是被人家拉進去的，是我們自己走進去的；不是去掛名，是去點火。”

甲靈心鑒：從1922年冬到1923年初，毛澤東以高度的政治敏銳性和組織執行力，在湖南率先將中共中央的統戰構想轉化為具體實踐。他既服從黨的紀律，又堅持獨立自主；既利用國民黨合法身份，又牢牢掌握運動領導權。這不僅為全國國共合作提供了可復制的“湖南模式”，也為毛澤東日后形成“又聯合又斗爭”的統一戰線思想奠定了堅實基礎。

甲靈：世上要過好日子的人為什么都想學毛澤東的智慧？我用三年時間全面系統講解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戰無不勝？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是人類最高智慧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聲明：本作品授權“大美無度”發布；法律顧問：世界5A級律師事務所北京德恒和浙江智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