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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第一次國共合作，毛澤東回憶說：“我們在國民黨里，不是去當官，是去點火。”

1924年1月初，毛澤東抵達廣州，參加中共黨團會議，明確中共黨員在國民黨一大上的策略方針，確保中共代表在大會上保持一致立場。

為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打倒列強，除軍閥”的目標，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國立廣東高等師范學校禮堂舉行。出席代表165人，其中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25人。毛澤東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章程審查委員會委員之一。

由鮑羅廷起草、李大釗等人修改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明確提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并將帝國主義與軍閥確立為革命的主要對象。毛澤東聯合譚平山、林伯渠等人提出動議，要求國民黨明確援助工農。經激烈辯論，大會通過《組織問題案》，決定在國民黨中央設立工人部、農民部，并在各省設立相應機構。這一制度安排，為毛澤東日后主持農民運動埋下了重要伏筆。

然而，國民黨右派馮自由、方瑞麟等人趁機發難，提出“本黨章程應禁止跨黨”，意圖驅逐共產黨員。毛澤東當場反駁：“若不反帝反軍閥，國民黨不過是一紙空文；若不容共產黨人，革命便無新鮮血液。”“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是為共同革命目標而來，非為分裂。若因信仰不同而拒之，豈非違背總理‘容納各派革命分子’之訓？”其言辭犀利、邏輯嚴密，贏得全場矚目。孫中山事后稱贊毛澤東“政治頭腦明晰且口才極佳”。

最終，大會通過由李大釗起草的黨章條款，明確規定：“凡信仰三民主義、愿效忠本黨者，無論是否跨黨，皆可入黨。”這從組織上合法化了共產黨員的雙重黨籍。

1924年1月30日下午，大會閉幕當日進行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經孫中山親自提名，毛澤東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成為進入國民黨領導層的重要共產黨人代表。這次大會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也為毛澤東后續在國民黨內開展工作奠定了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4年國民黨“一大”期間，毛澤東的地位和影響力遠高于蔣介石。此時的毛澤東已是備受矚目的政治新星——不僅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執委，會后更被派往上海，主持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組織部工作，負責對江浙滬皖等地國民黨組織進行調查、整頓與黨員重新登記，清除投機分子，吸收工農革命力量。他卓有成效的黨務工作，贏得了孫中山和國民黨左派的高度賞識。

而彼時的蔣介石，甚至連國民黨一大正式代表都不是。因未能入選，他一度“賦閑在家，郁悶而糾結”，憤憤不平地給孫中山寫信抱怨。

國共合作所要打倒的軍閥格局，正在劇烈變動。就在兩個月前的1923年10月，直系軍閥曹錕以每票5000銀元收買國會議員，賄選為總統。此舉使其喪失全國道義支持，財政枯竭、士氣低落，各地反直聲浪高漲。

在此背景下，一個反直系軍閥的“三角同盟”悄然形成：奉系張作霖聯合皖系殘余勢力（段祺瑞、浙江督軍盧永祥）與廣東孫中山革命政府。三方于1924年夏秘密達成協議，約定共同討伐直系。

導火索很快點燃。1924年9月，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與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因爭奪上海爆發“江浙戰爭”。吳佩孚調集直系主力南下支援。張作霖立即以“援助盧永祥”為名，于9月15日下令奉軍大舉入關，第二次直奉戰爭正式爆發。

戰爭初期，主戰場集中在山海關、九門口一線，雙方陷入膠著。吳佩孚親率十萬精銳北上督戰，導致京畿防務空前空虛。此時，被任命為“討逆軍”西路軍總司令的馮玉祥，奉命開赴古北口方向，卻行動遲緩——實則早已心懷異志。

馮玉祥素來不滿吳佩孚專橫跋扈，又受國民黨人徐謙、李石曾影響，并與蘇聯顧問有所接觸。戰前，他已秘密聯絡張作霖，并獲得段祺瑞支持。

1924年10月21日，馮玉祥在灤平召開秘密軍事會議，決定“班師回京，推翻賄選政府”。

10月22日夜，其部將鹿鐘麟率精銳部隊悄然潛入北京。

10月23日凌晨，迅速控制電報局、電話局、車站及各城門，包圍總統府。毫無防備的總統曹錕正在延慶樓打麻將，突聞槍聲，“嚇得手抖”，旋即被軟禁。直系在京政權頃刻瓦解。整個政變未發一槍，兵不血刃。史稱“1924年北京政變”（又稱“首都革命”）。

政變成功后，馮玉祥宣布脫離直系，將所部改稱“中華民國國民軍”，自任總司令。他通電全國，主張：廢除曹錕賄選政府；恢復《臨時約法》精神；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并推舉段祺瑞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組建過渡政府。

前線的吳佩孚聞訊，軍心大亂。奉軍乘勢猛攻，直系全線崩潰。吳佩孚僅率兩千殘兵從塘沽乘船南逃，直系統治就此終結。

馮玉祥掌控北京后，隨即著手驅逐清廢帝溥儀。1912年清帝退位時，《清室優待條件》規定：溥儀保留皇帝尊號，暫居紫禁城內廷；民國每年撥款400萬元；侍衛、宗廟照舊維持。此后十二年，紫禁城儼然“國中之國”。1917年張勛復辟雖僅十二日即敗，卻已嚴重損害共和根基。馮玉祥一貫痛恨封建帝制，視《優待條件》為“共和之障礙，民國之贅疣”，決意徹底廢除。

他委派京畿衛戍司令鹿鐘麟、警察總監張璧執行驅逐任務，由李石曾作為國民代表監督。1924年11月5日清晨，國民軍包圍紫禁城，切斷對外聯系，景山守軍被繳械換防。上午9時，鹿鐘麟率40名軍警入宮，要求內務府大臣紹英傳達驅逐令。紹英試圖拖延，鹿鐘麟以“若不服從，將開炮轟擊”相逼，限三小時內搬出。

溥儀緊急召開“御前會議”，最終被迫接受條件，交出皇帝印璽（共15顆）。下午4時10分，溥儀攜婉容、文繡及少數侍從，乘坐國民軍提供的五輛汽車，從神武門離開紫禁城，遷居什剎海其父載灃府邸；470余名太監、百余宮女被全部遣散；清室私產登記造冊，紫禁城公產收歸民國政府。

遠在廣州的孫中山聞訊振奮。1924年11月10日，他發表《北上宣言》，呼吁召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隨即啟程北上。12月31日抵京時，數十萬民眾夾道歡迎。然而，段祺瑞無意推行民主，反而召集由軍閥官僚主導的“善后會議”，拒絕國民會議主張。孫中山憤懣交加，病情惡化，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北京。

馮玉祥的“國民軍”終究仍是軍閥武裝，其“革命”色彩有限。政變并未帶來和平統一。段祺瑞掛名“臨時執政”，實權由奉系張作霖與馮玉祥共掌：張作霖控制東北、直隸、山東；馮玉祥占據察哈爾、綏遠、甘肅等西北地區。北洋政府法統崩壞，《曹錕憲法》被廢，卻代之以更無序的軍閥分贓體制，開啟了奉系、國民軍與直系殘余新一輪混戰的序幕。中國，仍在黑暗中摸索通往真正共和的道路。

就在1924年10月“首都革命”發生之際，毛澤東身兼數職：既是中共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秘書，協助陳獨秀處理中央日常事務，負責聯絡各地黨組織、共產國際代表（如馬林）及國民黨左派（如廖仲愷）；同時又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秘書，通過統一戰線機制，推動組織建設、群眾動員與軍事人才培養，為1926年北伐戰爭奠定了堅實基礎。

同年11月，因長期超負荷工作、國共合作內部矛盾加劇以及惡劣的工作環境，毛澤東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罹患嚴重神經衰弱癥。12月，他向中共中央和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請假，離開上海，返回湖南韶山老家休養。正因這次返鄉，他錯過了1925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

在韶山休養期間，毛澤東深入農村調研，體察農民疾苦，收集第一手資料。這段經歷，成為他日后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戰略思想的重要實踐源頭。

甲靈心鑒：1924年，毛澤東借國民黨的殼、播共產黨的種，以統一戰線為杠桿，發動工農群眾，切實推動“打倒列強，除軍閥”這一時代使命的落地生根。

甲靈：世上要過好日子的人為什么都想學毛澤東的智慧？我用三年時間全面系統講解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戰無不勝？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是人類最高智慧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聲明：本作品授權“大美無度”發布；法律顧問：世界5A級律師事務所北京德恒和浙江智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