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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終結了兩千余年的帝制。人們以為，從此中國將步入共和、自由、富強的新紀元。然而，現(xiàn)實卻迅速潑來冷水：袁世凱竊國稱帝，張勛復辟鬧劇上演，軍閥割據(jù)混戰(zhàn)不休，列強勢力深入腹地。政治舞臺上的“共和”招牌越掛越高，百姓的日子卻越過越苦。舊的權威崩塌了，新的共識卻遲遲未能建立。于是，真理的真空被無數(shù)“主義”爭相填補。

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中國成了全球思潮的試驗場。無政府主義鼓吹廢除一切政府；基爾特社會主義主張由行業(yè)自治取代國家；新村主義幻想在鄉(xiāng)村建立烏托邦；合作主義提倡經(jīng)濟互助；工團主義強調工會掌權；泛勞動主義高呼“勞工神圣”；還有杜威的實用主義、羅素的溫和改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書店里堆滿譯著，報刊上爭鳴不休，學生社團日夜辯論。人人高談“救國”，卻各執(zhí)一詞；個個自稱“新青年”，卻不知路在何方。五四運動高潮時，全國竟涌現(xiàn)出680余個政黨性質的組織。

瞿秋白形容說：“我們隔著紗管看曉霧，只覺光暈朦朧，輪廓不清。”正是在這個喧嘩與迷茫交織的年代，一批青年開始從口號走向實地，從書齋走向社會。他們不再滿足于空泛議論，而是試圖在行動中尋找答案。

毛澤東創(chuàng)辦《湘江評論》，喊出“民眾的大聯(lián)合”；組織“驅張請愿團”，揭露軍閥暴政；赴北京上海聯(lián)絡志士，搜尋救國方案。1919年底，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熱切搜尋“極少數(shù)共產(chǎn)主義文獻”，多次拜訪李大釗，聽他講述俄國革命，閱讀《共產(chǎn)黨宣言》《新俄國之研究》。

1920年1月，毛澤東的恩師楊昌濟重病之際，向章士釗鄭重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吾鄭重語君……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這一推薦為毛澤東在北京的活動提供了重要支持。

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毛澤東，越是深入研究，越感困惑。1920年2月，毛澤東在北京致長沙陶毅的信中寫道：“好多人講改造，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么方法達到？自己或同志從那一個地方下手？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信中，毛澤東明確提出要結合“一個高尚、純粹、勇猛、精進的同志團體”，避免“各自為戰(zhàn)”的“浪戰(zhàn)”，以形成“聯(lián)軍”共同推進社會改造。同時強調，改造社會需要共同討論目的與方法，再研究實踐路徑，做到“共同研究、共同準備、共同破壞、共同建設”。此時，毛澤東尚未找到那面能凝聚眾志的旗子。

迷霧，不破不休。一個月后的3月14日，毛澤東從北京寄給周士釗一封長達兩千余字的信，核心內容圍繞暫不出國留學的原因、改造中國的急迫任務、國內研究的優(yōu)勢以及在長沙創(chuàng)辦自修大學的構想展開。毛澤東明確表達暫不出國的決定，指出改造中國有兩件最為急迫的工作，都不能在國外做：一是對中國歷史上的治理經(jīng)驗加以系統(tǒng)地整理與批判；二是做實地的調查研究，強調“吾人如果要在現(xiàn)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

毛澤東同時指出國內研究有三種好處：一是看譯本較原本快速得多，可在較短時間求到較多知識；二是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半壁地位，應先研究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三是實地調查研究必須在國內進行，留在出洋回來時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

給周士釗的信中，毛澤東坦言：“老實說，現(xiàn)在我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計劃通過廣泛閱讀“將中外古今的學說刺取精華，使他們各構成一個明了的概念”。

“透底的變化”出現(xiàn)在1920年春夏之交。1920年初，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與李大釗展開了頻繁而深入的交往。這時毛澤東不再是1918年那個北大圖書館的助理員，而是以湖南學生運動領袖的身份，帶著改造湖南、探索救國道路的迫切愿望而來。

毛澤東此次在北京近四個月，與李大釗、鄧中夏等建立了密切聯(lián)系。1920年2月，李大釗親自護送被北洋政府通緝的陳獨秀離開北京前往上海，兩人相約分別在北方和南方進行建黨準備工作。毛澤東雖未直接參與這次護送，但兩個月后，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上海，與陳獨秀進一步探討馬克思主義和建黨問題。1920年上半年，毛澤東除了領導“驅張”運動，大部分時間都在與李大釗、陳獨秀二人頻繁交流，籌備建黨。

毛澤東回憶道：“正是在這個時期，我第一次系統(tǒng)讀了《共產(chǎn)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fā)展的原動力。”“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

至此，迷霧散盡，旗幟升起。此前種種“主義”之所以無法落地，是因為它們沒有揭示中國最根本的矛盾——階級壓迫與帝國主義奴役；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不同，正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分析現(xiàn)實的武器和組織人民的方法。

甲靈心鑒：1920年夏，毛澤東帶著“階級斗爭”的旗幟回到長沙，著手創(chuàng)建共產(chǎn)主義小組、創(chuàng)辦文化書社、組織工人夜校——救國的出路，從此不再是模糊的理想，而是腳下的道路、手中的行動、心中的信仰。

甲靈：世上要過好日子的人為什么都想學毛澤東的智慧？我用三年時間全面系統(tǒng)講解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戰(zhàn)無不勝？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是人類最高智慧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聲明：本作品授權“大美無度”發(fā)布；法律顧問：世界5A級律師事務所北京德恒和浙江智仁。